心灵的风景——任虹艺术中的历史意识

对历史记忆的重构是任虹创作的源泉，在她的作品里历史不仅仅是简单的铸成画面的结构，而是共和国及她个人的精神史。每个人既是现实社会的自然人，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对历史的再现就成为了我们人类的永恒主题。历史影响、缠绕、激发和对价值取向做出判断，历史是我们身体的影子。在任虹的“红色记忆”作品系列里，那种浓重的政治色彩，怀旧情调和英雄主义情结，是她和共和国合而为一的共同记忆。我们无法回避和忘记那热火朝天的年月，画中的毛主席、样板戏、保卫珍宝岛、战斗英雄；还有对世界大事热点的关注：海湾战争、萨达姆或美国的9·11和大选中的奥巴马……等。这一切我们不能粗俗的理解为，艺术家只是为表现而表现，为了记忆而记忆，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审查我们血肉之躯里的DNA、来梳理我们精神史里面的隐秘痕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那里去？忘记就意味着被判。而这一切却出于一位外表清秀略显柔弱的女子笔下,确实很意外。

在新时期以来，艺术家为了反抗过去的权威，竭力在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禁箍咒，远离政治成为艺术家追求纯真艺术的梦想。然而任虹偏偏拉紧了政治这根弦，无一例外地表现着“过去时”，也有“现在时”的政治和民生，这与同年龄段的女性的关注点是这样不同。当女画家们纷纷从自身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中寻找着自己熟悉的题材，画着闺房生活，起居行旅、诉说着亲情、爱情、友情；画着静物风景、市井民风，表现着自己的生活感受……并从中寻找那失落的女性“自我”之时，而她全然不顾，依然沉浸在追忆历史，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的题材中，表现着与众不同的“自我”。试问这难道是一个女子的画？她表现和关注的是不是一种更大的政治？是不是一种更大的爱？是不是自今思项羽不忍过江东？

小情小调虽然暂时摆脱了宏大叙事而走入自我的内心，但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忘记知识分子的责任。在我们的传统的审美定式中，男性的艺术被认为是阳刚的表现，女性的艺术属阴柔一派；男性应该善于雄强的气势、宏大的构制，女性则好温婉、纤细的诉说；男性应该是理性的，女性则是感性的；他、她们的关注点不同：男人以功名利碌为重，女人是以爱情、家庭为命的。这种传统的“二元论”的审美思维模式已根深蒂固地存储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导致了“男强女弱”的审美的定式思维。任虹跳出了这个常规，她的画，在“自我”追求中跨越了性别文化的差异。

在她的作品中流失了小情小调，也无遐顾及自恋的娇饰。只有一种对久违的淳朴情感的怀念，更有对一个时代精神的崇尚和追念，来重整自己人生的价值取向。这位出生在“文革”年月的任虹，从她懂事的一刻就巻入“红海洋”的热潮中。当演员的父母成天忙于演出，她只能和剧团大院中一帮小伙伴，在吹拉弹唱或画画中去获得快乐，并为获取那“一技之长”而奋斗着，在你追我赶的学习风气中度过了有声有色的少年生活。这种充满了理想，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美好年月，成为她刻骨铭心的记忆。成年后的她考入了中央工艺美院，多面而札实的基础教学，让她在日后的艺术创作中能得心应手地游弋。

任虹的画，社会政治性较强，但又不是以往的主题性的依附于某种政治权威的绘画。她的作品受政治波普的影响，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闹过一时的中国政治波普艺术不同。那种大多仿效欧美的模式，对历史的、革命的题材，进行挪用，置换等手段，以反讽、戏谑、调侃的形式达到对政治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而任虹用此手段，并没有对历史进行反讽和批判，只是把过去历史文化碎片中一些时事政治图象，作为寄存着儿时记忆的“符号”，用它去追念那豆蒄年华的天真快乐和青春少女的理想和追求。这些被称为“红色记忆”的作品，只是重温旧梦的载体，带着温和的、美好的体温，赋予崇高的、甚至是神圣的质感。它们牵动了有同样经历的一代人心灵的悸动，唤起了在那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尚存的些许温暖和理想。历史有时走了弯路，但历史中的人民是善良的、真诚的，在时间的洗涤中尚留下了一些值得反思和铭记的点点滴滴。她的作品，虽极个体化，但又是一代人的集体政治记忆，这或许是对时下有些艺术中“恶搞”的一种反拨。

任虹的画，并非是对过往的历史碎片作老照片式的复制，她只把一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的照片、宣传画等作素材，选取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具有标志性的形象，而形象在她的画中只是一个“符号”，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具体某人某事。其符号的意义，已升华或提炼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她画中的毛泽东、红卫兵、样板戏、战斗英雄，无疑是表现了红色年代中人们真诚而幼稚的狂热；之后画的海湾战争、9·11，还有中国的奥运会、美国的奥巴马上台，又表达了她对世纪交替中世界风云变幻的思考。她选取的这些形象，足以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热点和它们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其“符号”所蕴含的意义。如果她仅此停留在符号的再现上，浅尝则止于旧画、老照片的复制，它就不具有艺术价值。如何在当代人的心灵中，把“过去时”与“现在时”、“进行时”甚而“未来时”搭起桥梁，联接成一串思想链，扩大画面内涵的空间？她再次运用了“符号”的能量，创造了双重“符号”的运用。首先她把这些符号化的时代印记作为作品的主体形象，然后又复盖上一层由四方连续的抽象性符号编码组成的图案。这些抽象性的符号编码与主体形象有某种内在联系，如英雄形象，用青松符号图案复盖；用箭头符号组成的图案意指某些运动、速度，如“赶超英美”；鸽子、火炬、党徽等符号编码，无不对应着画面主体形象的核心内涵。这些组成图案的符号，如青松所指何意，箭头所指什么，都是在当时语境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精神符号。画面就在这种双重符号作用下，把文本中原本熟悉的主体符号陌生化了的同时赋予了新意。经由符号图案复盖的主体形象，让人对其主体形象有种虚幻感，隔离感，造成了历史的空间感。因而她的作品，不是简单的复现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图象，而是当人们在重温旧梦中留有对历史反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双重符号运用，在观念性的当代波普艺术中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同样颠覆了传统所谓革命绘画的教条和模式，走出了自已的一条路。

她的符号编码图案，表面上看，是利用了工艺美院的学习资源，很自然地把工艺的手段巧妙地运用到了绘画中，创造了新的视觉效果。而从深层去追寻，就不难发现，这是任虹创作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和精神所向。画家说：当她不经意间发现了这种语言形式，有种灵性顿悟的快乐，并且乐此不疲地做了下去。她何以这么不厌其烦地重复画着同一个象征性符号，用无限长的“时间”，积简而繁地去铺排着、编码着符号。这种艺术创作的冲动和选择，可以看做是画家的心理需求。当她进入创作状态中，就象“慈母手中线”，针针线线都是情；就象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以复加地劳作着…。在这种繁复的手工劳作的过程中，画家就象参惮似地去体验着“意义”。其间的意义是无限的，而最大的无限不就进入了虚无，所谓“大象无形”，这是何等大的一种精神空间！任虹也许在这重复手工劳作中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脱，也超越了自身，达到一种身心的治疗和平复，在艺术中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当然，现在她已不再用手工来制作图案，用投影拷贝就能便捷地完成了图案的复盖。然而这又怎能代替一个倾注着情感和思絮的生命倾诉呢？制作与画画毕竟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话语，她意识到了自己艺术的困境。

如何超越自已，她设计着、实施着种种突围的方案。一是回到本行陶瓷专业，她用素雅的青花、华丽的彩瓷，创作了一批名为《汉堡》的垃圾食品，又创作了一批人头鳄身的《美女鳄》妖怪，以令人惊愕的形象造型，介入对当代现实的批判。但她更钟情于对一些历史文化的思考，《红色记忆》过后，她创作了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尚美女”，在这些老美女的图象里，蕴含着她对女性人生道路的思考。近年，她又踯躅于文化遗迹中去寻访历史的踪迹。她可以在大年初一赶到开封去拍摄行将拆毁的老城墻遗迹；到荒废的草丛中寻找吕不韦的墓冢，走三国线路与古人对话。她又来回跋涉于铁路沿线，用相机，拍摄了城市周边的老火车站，或已废弃行将消失的老火站，诸如通县站、良乡站、新乐站、杨村站、望都站……。她竟寻访到了几十个，上百个，这些行将从人们生活中、视野中消失的历史陈迹。不知她为何如此依恋这些老旧的东西？难道仅是一种猎奇的爱好，还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不管怎样，因有她的不辞辛劳的收集，人们才不至于因史迹“物”的消失而失去了这一文化的记忆。因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历史信息的编制方式，文化记忆的保存，历史才能留存于人们的心中，世世代代得以传承，人们一旦失去这文化记忆，又从何处去寻根呢？从此意义上看，她自觉担当起了一份记载历史文化的责任。让人感叹的是这位从小就生活在父母演出的古戏文情境中她，没有被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所沉陷为一个感情脆弱的柔弱女子，却被陶冶着一颗具有历史文化意识的心智，脱胎出了一个心胸豁达、目光远大，勇于接受磨难，敢于面对挑战的独立自主的女人的襟怀。

她的艺术还“在路上”，有多方面发展的可能，相信她会从突围中走向灿烂的艺术新空间。

2009·4·28  陶咏白  北京  名佳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