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

历史是人类大家庭的合照，历史被国家领袖、风险的幕后策划者和操控者激发，它由智者来记叙，由艺术家来记录。所有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历史是当今社会与人类的投射。艺术家任虹怀着如此的意想，追忆往昔。她的艺术创作是以不断变换的符号对于社会和视觉的历史的重现。在以万花筒的视角创作的作品中，她把注意力聚集在倍受争议，但又无疑在中国历史上无法磨灭的大事件——文化大革命上。

我被任虹的作品吸引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它让我想起儿时从侧面感受到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戏剧性的景象和分裂派系的混乱。我想起父亲带我深入到中国青年会，那个坐落在悉尼唐人街餐厅楼上的秘密世界。我们观看那些关于天安门广场大游行的新闻片段和最新的样板戏。这些珍贵的记忆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也使我和周围的同龄伙伴格格不入。在我的家庭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争论时常发生。我的父亲，一个来自中国海南岛小渔村的普通渔民，遭受着战争带来的苦难和贫穷，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新中国，却怀着义无返顾的敬仰。而另一方面，我的母亲，一个来自西方国家，充满对社会主义的同情的知识分子，随性不羁的天性被红卫兵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的暴力行为吓坏了，她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成为他们羞辱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逐渐成为中国普通家庭饭后闲聊的话题，表面上它并没有影响到现在，然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背景下，我们惊讶于过量的毛泽东肖像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再现。我们总是会被问，为什么？这是否只是艺术家利用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片面理解搭上商业的顺风车？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使得在西方很多国家，中国的代名词仍然是毛泽东、中山装和自行车。又或者还有别的意思？在一个逐渐被同化的世界，当价值观以及消费观的唯一衡量标准只是一个路易·威登包时，这是否也是对强烈的失落感和身份的缺失带来的不安全感的情绪抒发？

在我看来，任虹的力量在于她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对于过去提出一种介于当代社会的物质构架不断改善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之间的争论。留存在任虹记忆中的王子和公主的偶像形象不是那些房产大款、流行歌手、或是沉迷于毒品的香港明星，而是那些缺乏对物质的欲望，纯真的浪漫主义，乐于享受平等分配，满足于工作现状，以乌托邦式的理想生存在无私奉献和平均主义之中的普通工农兵。就是他们成为了任虹在作品中所要描绘和回忆的主题。

任虹独特的视觉语言使她的作品与众不同。她的出色在于她把传统的肖像画，波普艺术以及当代图像结合在一起。这些绘画是二元的，把关于她幼时幻想的图像重叠，用重复性图标以阵营的形式排列在肖像画面上，是一种当代的图像表现手法。她选择斧头、镰刀、升起的太阳、鸟和箭头等图标，以重复的形式，通过万花筒的窥视把时间和空间转移，把时间的先后顺序颠覆。这些重复的图标用来打破原有的图像，唤醒渐渐逝去的记忆。重复的图标在帆布上创造了戏剧性的节奏和时间的流动性。作品的效果一方面有如在电脑中把图像像素模糊处理，另一方面有如在文化大革命游行中群众高举的图像卡片，在一呼百应之后翻转图片，靠人力呈现由色块拼接的巨大图像。

最近数月，任虹把创作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最近的期刊，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这次的展览中也包括两张奥林匹克火炬系列。同样地，任虹再次选择以普通工人形象站立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前。整个画面布满倍受争议的奥林匹克火炬形象。“鸟巢”代替了毛泽东，成为了现代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吸引了全球的千万目光，此规模是继文化大革命后从未有过的。

在任虹看来，历史无错对之分。只有在危难关头我们的力量和脆弱才会被显现。我们意识到一种共同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对现今的一种催化。在任虹的描绘和理想的记忆中，承认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传播者，这是她对全人类所做的贡献。

杨传照
艺术总监＆策展人
红寨画廊
上海

2008年5月28日